是冬（淳黑三年冬），召（佛照德、光禅师）入观堂，留五昼夜，数问佛法。
淳熙七年七月至行在所，至尊寿皇圣帝降中使召（宝印禅师）入禁中，以老病足塞，赐肩舆，于东华门内赐食，于观堂引对，于选德殿特赐坐，劳问良渥。
这些文献表明孝宗皇帝与禅僧法师往来密切，并且恩遇有加。此外，孝宗亲制《原道论》并于此提出了“以佛修心，以道养生，以儒治世”的主张飞淳熙十年二月为《圆觉经注》并命宝印禅师作序：制《观世音菩萨赞》、撰《赞〈法华经〉》以及乾道三年上天空寺于大士前欣然致拜（《备案上天壁沙门释若讷传三》），以上诸行都表明孝宗法缘远在其先祖之上，禅学修养最高。
孝宗之后，历光、宁、理、度直至南宋灭亡，诸帝也都信奉佛教，或新建佛禅寺院，使南宋佛禅寺院大为增加，仅杭州一地就由北宋神、哲宗年间的360所增至480余所：或推行佛教管理的新举措，以嘉定年间（1208-1224）实行“五山十刹”制度最为典型：或赐高僧师号、溢号，如庆元三年(1197），宋宁宗施表天台祖师，绍定二年0229）理宗赐法昭法师为佛光法师，咸淳九年0273）佛光照法师示寂度宗赐谧普通法师等等，以此昭示对佛禅寺僧的礼遇。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宋皇室的好佛之风深深影响着士绅阶层的向佛、好佛、学佛、参佛的禅悦之风，高官名吏濡染禅林者可谓比比皆是。且不说“潦洛之说未盛，儒者大抵沿唐代余风，大抵归心释教”北宋特别是宋初士绅大多游走于儒、佛之间，儒士参禅，阴禅阳儒，就是到南宋宰辅名公大吏，他们在沿袭韩愈排佛风尚的同时，依然走着与禅僧往还、吟诗唱和、友结方外的以佛法为世法的三教合一的文化交融与互渗的道路。对此，南宋道融禅师曾简明扼要地描绘宋代官僚士绅参禅礼佛的盛况：本朝富郑公驹，问道于投子颠禅师，书尺偶颂凡一十四纸，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，灼见前辈主法之严，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。
郑国公社稳重臣，晚岁知向之如此，而颠必有大过人者，自谓与额有所警发。士大夫中谛信此道，能忘齿屈势，奋发猛利，期于彻证而后已。如杨大年侍郎、李和文都尉见广慧连、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，激扬唱酬，般般见诸禅书。杨无为之于白云端，张无尽之于兜率悦，皆扣关击节，彻证源底，非苟然者也。近世张无垢侍郎、李汉老参政、吕居仁学士，皆见妙喜老人，登堂入室，谓之方外道友。
